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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疫情观|在美国罐头厂感染新冠之后,我怎么对抗焦虑

发布时间:2020-10-16相关聚合阅读:

原标题:全球疫情观|在美国罐头厂感染新冠之后,我怎么对抗焦虑

写在前面

我在美国中西部威斯康星州的一家罐头厂工作,今年5月刚刚获得食品科学系的学士学位。目前因为感染了新冠,所以暂时在家养病。

说起来,这是我写的第二篇有关疫情的文章。上一篇是3月18日写的,那时我还在担心戴口罩是否会招来一些异样的眼光。不成想,一晃已经过去半年了。

前几天和研究生院的朋友讨论:在这段日子里,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?她说她每天待在家里,最大的困难就是处理脑海里成千上万的想法。而对我来说,在这段日子里,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对抗疫情带来的焦虑。写作是我对抗这些焦虑的方法。我总是回避书写疫情,它让我变得更加焦虑。但事到如今,我觉得我的体验也许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关于疫情的新视角,或者说我的经历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,所以我想努力克服这样的焦虑。

毕业之后

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今年1月,我接下了美国罐头厂的一份质检工作。新冠的大规模蔓延是在3月份,学校里所有的课程都转为线上。

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立即准备回国,也有朋友在航空公司不断的放票和退票之间纠结。有朋友的父母临时为孩子抢到了票,孩子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收拾行李。有朋友被研究生院录取,但最终还是是选择了回国,在网上继续学业。

美国的工作机会得之不易,我自己为这个机会付出了很多。再三考量下,我决定待在美国工作。

远程办公不适用于我的职位。厂里的生产季节是6月-10月,在这期间,我负责夜班的质检监督工作,每周工作72个小时。

当我和朋友们说起自己的专业——食品科学的时候,大家都以为我是个烹饪专业,或者是营养学专业的学生。食品科学更多是指包装食品背后的世界:从产品研发,法务法规,专业服务,再到质检,每个流程都少不了食品科学家的参与。而质检,就像是生产行业当中一双“隐形的手”。

以我工作的罐头厂举例吧,质检部门负责监控罐头的热处理环节是否合规,罐头的密封是否合格,罐头产品是否符合消费者的要求(口味、口感、颜色、气味,等等)。当大家在超市拿起一个罐头的时候,恐怕是很难想象一罐符合食品安全条例、口感清甜的玉米罐头背后的世界的。可以说,质检部门就是这个世界的守卫者之一。

在疫情肆虐的当下,食物的生产不能中断,质检更是至关重要。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可以远程办公,可以不用出门。但总有人需要出门,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基本运营。事实上,口感稍显干涩的吐司面包边,粘在碗底的米粒,或者是略显无趣的罐头食品,它们并不是平白无故、毫无缘由地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。从农田里,到食品加工厂,到货车车厢,再到超市的货架上,无数人的努力都为了它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那一刻。我也想成为食品供应链中的一环,在这个流程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作为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,抱着对于食品科学的爱和对于食品安全的责任感,在这个非常时期开始了我的工作。

工厂里的日子

作为中国人,我的防疫工作没有因为美国的大环境而松懈下来。

在公司,我时刻佩戴口罩,随身带着酒精小喷瓶。在疫情期间,我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负责监督大家有没有戴口罩。威斯康星州的规定要求大家在室内外都佩戴口罩,违者处以一定的罚款。厂里的规定是要求大家佩戴口罩或者面罩。以我的医学常识来说,面罩是挡不住什么的。但是我没有太多可以控制的空间,能让大家遮住口鼻就不错了。

我常在厂里巡逻,大家总是看到我之后才把自己的口罩戴好,或者是把面罩放下来。大家佩戴的口罩方法也是五花八门,而大多数口罩是自制的布口罩,有些是滑雪的时候戴的那种可以遮住口鼻的长款脖套。大家喜欢把鼻子露出来。有些工人喜欢把浅色的那一面朝外戴,他们和我说浅色的那一面让他们的皮肤发痒。

面罩长这样

厂里要求所有的季节工人在进厂之前进行核酸检测。大多数工人是墨西哥裔,来自德克萨斯州或者是墨西哥。当时两地的疫情很严重,除了核酸检测以外,工人们也需在住处隔离一段时间才能来上班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住在集中的宿舍。宿舍的管理人员负责管理监督工人的隔离情况。

8月份的一个晚上,管理人员来厂里带走了两名工人,一时间人心惶惶,大家都误以为那两名工人是阳性。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场乌龙。但这让工人们和我局促不安,我跟妈妈提起这件事情。

“要不然就辞职吧?”妈妈这样问我。

朋友们也问过我这一点。为什么我不辞职呢?美国已经有食品厂发生过大规模的感染了。 为什么不回国呢?我想可能是为了刚刚经济独立的自由,在公寓里等着我的小猫,为了自己的食品科学梦想。我想要用自己的学识和力量,填饱更多人的肚子。说实在的,是一种年轻人在心里憋着的恶气,和想要向世界的险恶证明自己的决心。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外国人,是如何在美国的罐头工厂里做出一番成绩的。

但是,从另一种角度来说,我是心怀侥幸的。我深信着自己不会感染,我不知道这样的自信从何而来。也许我需要这种自信,才能有勇气出门上班。为了安慰妈妈,我跟她说,如果工厂有一例阳性,我就会辞职。

9月20日,有同事跟我说起:有仓库的工人感冒了几天之后,被送去做核酸检测了。在那一周里,仓库的工人病倒的越来越多。

在美国,每个人的检测结果都属于个人隐私。如果在厂里工作,医院得到结果后会直接通知公司HR。除此之外,没有人能知道对方的检测结果。我想起3月份的时候,有人在我住的公寓里,看到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把住户抬出去。“能知道那是哪层的住户吗?”妈妈当时问我。当然了,我们不知道。

到了9月25日,工人们发现有一位仓库的工人是阳性。焦虑的情绪在厂里蔓延,我不打算辞职,也因此和妈妈大吵一架。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反而让我更加执著。厂里不会因为一名工人感染就停止生产。按照计划来说,我们10月中旬便会结束生产。生产季节里是没有请假这一说的。

再者,对我来说,在那个时候辞职就意味着向艰苦的环境认输了,意味着过去3个月的辛苦工作都付之东流了。我不想向生活中的磨难和不确定低头。我不愿意在长大成人的时刻放弃,缩回自己的舒适区域。

厂里第一位感染的工人是我们质检部门的员工。每天,我都要处理她经手的文件。我与她的接触不算太多,也不太少。几番评估以后,我决定自己去做一次新冠检测,就为了让自己安心。

在我居住的城市里,新冠检测是免费的。政府将一个大的体育馆改造成了一个检测中心。大家提前在网上注册,填一些基础信息就可以了。我上班的时间是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。检测中心的开放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4点,周二和周四是晚上8点关门。我每周日休息,但是周日的时候检测中心不开门。于是,我决定下周二(9月29日)上班之前去做检测。

29日下午,我起来有点不舒服,感觉喉咙有点干,脑袋也晕乎乎的,更多的是因为我闻到一股感冒的味道,是一种大病初愈后才有的味道。我试图向妈妈解释这样的味道:我鼻腔里充斥着一种草药的酸味,像一层薄膜一样隔断我和外界的联系。这种酸味也控制着我的脑袋,我感觉晕乎乎的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生病,也许是上班的压力击倒了我,也许是连续很多天的夜班让我的大脑做不出反应。

在检测中心等待检测

老板后来提醒我说,在得到检测结果之前都不能回公司。这件事情当时给我带来的压力,可能比上班本身还要大。生产就要结束了,但是我就在此刻开始打退堂鼓。甚至不是我自己意愿内的退堂鼓。身体说不行,那我只能退场了。做完检测以后,我灰溜溜地坐在停车场给HR打电话。之后去药店买了一个温度计和一个加湿器。我暗中祈祷自己没感染新冠,祈祷加湿器能够缓解我的喉咙疼。

10月1日,我收到了结果。在白天睡觉之前,我把手机的勿扰模式关上,等待通知。一般来说,如果是阴性的话,对方会用邮件通知;阳性的话,就是电话。

接到电话的时候是下午2点,我迷迷糊糊地醒来。一边应付着对方一边查邮件,我果然没有收到邮件。我简单地和对方说了几句,做好了心理准备。

“我们要抱歉地通知您,您的检测结果是阳性。”对方这样说。

确诊以后

说实话,我没有很意外。在对我的症状进行初步评估后,我所在城市的健康部门告诉我,我需要在家里至少隔离10天,或者是等到症状完全消失才能回去上班。对方不建议我在症状消失后再次检测。按照健康部门的说法,在症状消失之后的3个月内,我的体内可能都会有病毒核酸残留。

市健康部门发我一封写给公司的告知书,里面没有指明我的症状。大概意思是说,我因为生病了需要在家隔离。至于下面说的FFCRA政策,大概是说少于500人公司必须给因新冠请假员工发2/3到全额的工资。我工作的公司员工超过500人,我需要另外申请一个病假保险。

我的姑姑是之前援助湖北的医生,我在她的指导下下单了血氧仪、制氧机,还有维生素。根据西医的观点来说,感染之后要多补充维生素C和D。我用75%的酒精每天消毒家里的床、书桌、电灯开关、门把手和遥控器。开窗以保证家里的通风。姑姑给了我一个中药的方子,我还下单了煮中药的陶锅。在等中药寄来之前,我当时整理了自己所有的药,列了一个表格。

到了这时,我大致的症状是头疼,嗅觉和味觉失灵。我的症状很轻,每天早上我会用血氧机检测自己的血氧饱和度。姑姑建议,一旦血氧低于90,就应该马上去医院。生活方面,我也勉强能够照顾自己。美国虽然没有国内生活便利,但还是可以在网上买菜。再说了,家里小猫吃的猫粮也足够。在家里人的强烈要求下,我在网上买菜的时候,同时下单了几大块生姜准备煮水喝。按照他们的说法,姜可以把我体内的寒气逼出来。我对各路说法都没有很相信,但是重点应该不在我是否相信。送菜过来的是一个印度小姐姐。我们约在家楼下见面,她离得很远很远。比美国社会倡导的social distance还要远,可能是看我买了太多姜和大蒜吧。不过也好,不然我还要跟她解释,让她离得更远一些。我抱起她放在地上的纸袋,向她比了一个OK的手势。

我还订了中药,我所居住的城市是没有中药铺子的。离我家最近的大城市是芝加哥,大概3小时车程。家里人帮我订了当日达,在人工费用很高的美国,从芝加哥寄快递当日达的费用是360刀。

我拿着自己的笔下楼签收快递。快递大叔隔着大老远就要和我打招呼,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和人面对面地说话了。他把快递单递给我,让我签收。我小心地接过快递单,把它按在离大叔两米远的墙面上写着。我想离大叔远一些,他好像并没有很在意和陌生人保持距离这一点。我没法对他大喊,“我感染了!离我远一点!”我只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。

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:在没有家人朋友在身边的时候,在异国他乡病倒。而这样的事情,其实越早发生越好。毕竟,这也是成长曲线的部分之一。

对于几乎没有什么症状的我来说,最痛苦的部分莫过于吃饭。因为几乎完全失去了嗅觉,连带着吃东西也没有味道。吃饭的目的就是单纯地填饱肚子,让免疫系统有力气打仗。

在上学的时候,我们学校有一种机器是专门用来模拟咀嚼的动作。它由一个金属的探头和平台组成,食物固定在平台上,探头挤压食物,测量挤压所用的力。通过两次挤压,我们可以根据图像来测量食物的硬度、粘度、弹性等等。每次做完实验的时候,我们要认真地清理机器。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模拟咀嚼的机器。当没有任何味觉上的感知的时候,我的所有注意力都在分析和理解食物的质地上:这个一团团的没什么弹性的应该是炒蛋。有着柔软又爽口的质地的蔬菜,应该是没有削皮的黄瓜。

我完全没有要吃饭的想法。但是为了身体,必须一口口地把吃的往嘴里送。我大概吃了半个小时,但是我的碗还是满的。没想到,吃饭成了我生病期间最难熬的事情了。

在生病之前,新冠对于我来说是遥远的。

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人生病,国内的家人也身体健康。我尽全力地做好防疫工作,但是对于我的工作性质而言,我感染的可能性会比我身边的朋友大一些。

我跟一位在欧洲留学的朋友聊天。她事事谨慎,为了安全甚至只敢在学校吃流食。

她说,随着疫情的推进,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病毒。身边的外国人似乎照常吃喝玩乐,也不见感染。但是,她要想方设法推掉朋友的咖啡邀约,顶住社交压力,在朋友家里写作业的时候也戴着口罩。同样身为同龄人的我感染了,但是症状也不严重。真的有必要这么谨慎吗?她开始反问自己。

对我来说,这个生病的节点有些特别。如果我是在3月份或者4月份的时候生病,朋友还在身边,没有上班的压力,也许我会好受一些。但这个生病的节点,是在我上了3个月的776夜班之后,我本身在身体和心理上已经接近一个极值。我也刚刚开始自己的独居生活。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打击也就要大一些。

我不知道生病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多大的影响,倒是妈妈强迫我喝的中药给我的肌肤状况带来一些影响:一辈子没长过几颗痘痘的我,现在脸上有6颗痘痘。但是生病把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“大人形象”的我打回原形。它让我委屈,让我反思,让我后退。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抗压能力,想要回到父母身边,想要找轻松的工作过上轻松的人生。令人惊讶的是,在生病之前我没有过这样的想法,从来也没有过。我想,或许是因为生病,我才如此地消沉起来。我劝说朋友也要保护好自己,不能对个人防疫工作掉以轻心,不为别的,就为了自己家人少唠叨几句,也为了我等独居女孩的心理健康,都应该保护好自己。

回去上班?

我的症状一直很轻,但是嗅觉迟迟没有恢复。今天是确诊后的第14天。每天早上,我会给公司发邮件汇报自己的情况。早上起来,我会抓起身边的香包检查自己的嗅觉。但是嗅觉总不见恢复。

我觉得烦躁,也觉得无助。网上的一些研究表明,新冠患者的嗅觉至多可能需要6个星期的恢复时间。按照检测中心的说法,在收到检测结果后,我需要:1)隔离十天, 2)24小时内没有发烧的症状,3)症状减轻,然后才能回去上班,解除隔离。当然,也并不需要阴性证明。

我一直没有明白这个症状减轻的意思,所以在确诊后的第14天(10月14日),联系了公司的护士。对方说,经过隔离以后,只要没有普通流感的症状就都可以回去上班了。

生产季节已经结束了,回去就是上白班了。我好像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,但是也害怕得不行。我原来是想要回去上班的。一部分是为了存款,另一部分也是为了有规律的生活。规律就像是引导鸟儿飞行方向的磁场,没有磁场,总是让人慌乱的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我也害怕自己把病毒再传染给别人。我再三向对方确认自己是不是不会再传染给别人了,对方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。依照美国的防疫策略,解除隔离的标准是依照,患者的症状,不用核酸转阴。如此这般,我的隔离生活戛然而止,公司准备叫我回去上班了。

写在后面

读了我这篇文章以后,可能有读者会好奇:你在什么罐头厂工作?是什么牌子的罐头?或者,你们生产的罐头还能不能吃?目前,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食物可以传播新冠,所以大家不必太过于担心。

在生病之后,我觉得在美国患上新冠或许是一件不容易避免的事情。如果有症状,或者与患者接触后,应该立马去做检测。但是阳性结果并不是世界末日,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,服用维生素C和D,定时检测体温和血氧浓度。注意通风,以及每天对家里进行消毒。

对于轻症患者来说,更多的是与焦虑的搏斗。它让人害怕,它赋予患者一种不同的社会性意义。一开始的时候,我花了太多时间在翻阅与新冠的研究和新闻上。我的眼睛无法从确诊数量上移开,想着自己是当日确诊的那几万人中的一个,我不断地搜索患者的平均恢复时间,似乎这样自己就能早日恢复……作为一个过来人,我想说,万一你“不幸中招”了,那么在确诊之后,就要适当限制一下自己的信息摄取,不能让自己淹没在确诊数字和死亡率里。“既来之,则安之”,我们还是保持好心情,剩下的就交给时间,以及免疫系统吧!

(作者方肉为食品科学系学士,现就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家罐头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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